历经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，中枢宰执由文官出任逐渐成了惯例，成了文官集团不易被打破的底线。唐末五代以来，顽症痼疾一样的藩镇势力就此消失于宋初，天下变得稳定，社会开始繁荣，百姓安居乐业。

“杯酒释兵权”成就北宋的文风鼎盛

杯酒释兵权以后，北宋的职官制度也如逐渐发生变化，朝廷在打压武官的同时，尽一切可能提高文官地位，读书人通过科举入仕，有了参与国家行政的机会。

至宋真宗朝，就连真宗本人都亲自出马作《励学篇》，以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来劝勉世人读书，甚至直白的告诉那些有大志向的好男儿：

这已经与汉唐时，“以战功封侯，出将入相”的价值观大相径庭。在北宋朝廷的大力推广、宣传下，“东华门唱名”终于成了当世好男儿的毕生追求。

连明末学者王夫之也曾不无感慨的评价这段历史：

科举制度成了维持“文以靖国”、“崇文抑武”国策的重要手段，大批读书人趋之若鹜，东华门唱名，跻身两府，成为天下人艳羡的国家宰执。这些名臣中，同样也涌现了众多为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家，如欧阳修、苏轼等人。

不到百年时间，北宋文风之鼎盛就已达极盛，从民间到庙堂，涌现出一批有一批的文名大家，如理学创始人，程颐、张载这等思想家、教育家。理学之名于现今之世名声虽然不好，但于当时而言，却无疑是进步的。

张载的横渠四句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至今仍为人所传诵。

导致纠缠北宋始终的“三冗”问题

凡事有利便有弊，“杯酒释兵权”巩固了皇权，使得天下安定得以保证，但为了使官吏得到有效监督，其职官制度的复杂程度也堪称空前绝后；除此以外，改易兵制又使大量破产农民脱离土地，成为职业募兵，又加重了财政负担。

久而久之，冗官、冗兵、冗费，即三冗问题开始纠缠北宋朝廷。三冗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虽然缓慢，但终于还是在宋仁宗时期显露危害。

为冗官支付俸禄，导致出现了大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，冗兵又使得战斗力极其低下，而且冗兵还会生出冗费问题，和冗官俸禄进一步加剧了朝廷的财政负担。

恰逢宋夏爆发大战，三冗问题立刻就成了勒紧北宋朝廷脖颈的枷锁。宋仁宗迫于现实情况，任用范仲淹主持“庆历新政”，打算从冗官入手，彻底解决“三冗”问题。

但是，作为三冗之首的冗官问题，乃是与北宋立国国策，用以“崇文抑武”的职官制度所衍生出的问题，如果不从职官制度入手，改革势必将隔靴挠痒。

范仲淹仅仅在入仕的某些途径上稍作改易，就遭到官僚群体的集体反对，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里，新政就不得不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中草草收尾。

所以，崇文抑武固然为北宋带来安定和太平，造就鼎盛一时的文风，可副作用也十分明显。叠床架屋的职官制度使得冗官数量每隔三四十年就翻上一倍，至宋徽宗初年，冗官之巨竟超过两万八千人，仅仅支付官员俸禄，就已经到了国库收入难以承受的地步。

导致宋军战斗力低下

众所周知，北宋中既有禁军也有厢兵。这种情况形成的原因在于宋初“杯酒释兵权”以后，各藩镇的精锐抽调中央，整编成禁军，裁汰下来的老弱则改编为厢兵。

所以，有宋一代，禁军作为北宋朝廷的的常备军除负责宿卫京畿之地以外，还要屯驻边境，抵御外敌。而那些战斗力疲弱的厢兵，则只能负责维持地方治安，以及承担各种军中杂役。如西北边境每逢大战，运送粮食的畜力难以为继时，宋廷就会调拨大量厢兵，用肩扛人抬的，为禁军运送粮草辎重。

这种禁军和厢兵互补的兵制看似不错，可在统兵、掌兵、调兵、三权分离的制度下，兵不再为武将所有，以至于出现将不知兵，兵不识将的严重弊端，使得禁军战斗力大打折扣。

而且，由于崇文抑武，防范武将的国策和传统，有功大将往往还会遭到文官集团的种种限制，甚至。如北宋仁宗朝名将狄青，最终就成为这种国策和传统的牺牲品。

这就导致真正有能力的武将难以发挥军事才华，不能马革裹尸还朝，反而死在士大夫的口诛笔伐之下。

北宋武将的艰难处境，更导致宋军与辽、西夏的战争屡屡败北，边患愈演愈烈，甚至于成为北宋亡国的肇因之一。

杯酒释兵权作为北宋时期特定的产物，在宋初维护王朝稳定确实有着相当积极的影响，但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，消极影响也逐渐显露，其导致的“三冗”问题像牛皮癣一样，折磨的北宋痛苦不堪。

文章来源：《税务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swyjzz.cn/zonghexinwen/2022/1212/1952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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